2022年5月7日上午，迎来了庆山西大学120周年第五场学术报告，此次报告的主讲嘉宾是武汉大学赵士发教授，他报告的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逻辑”。本次报告由邢媛教授主持。邢媛教授对赵士发教授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介绍了赵士发教授的科研成就。邢媛教授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逻辑”是具有时代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色的主题，这场报告也契合了本校“中西会通”的精神品质。

赵教授首先说明了自己本场报告主题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即这是一个各种矛盾交织激化的非常复杂的时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中国现代化之路究竟如何走、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这些理论上都还要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赵士发教授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逻辑”进行了阐述。

第一个问题：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逻辑的方法论。赵教授指出，这个基本逻辑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链条式问题的把握及其解决规律的理论表达，所以其本质上也可以称作问题逻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才有了科学的理论自觉、先进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并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站起来”、“强起来”到“富起来”的一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够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与中国化道路的关系，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的时代，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重新思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把握其中蕴含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对当代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赵教授指出，从方法论角度来把握这个基本逻辑需要从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出发。第一个是世界历史理论，可以说没有其做奠基，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内容如社会形态理论是不可理解的，这个理论是把握今天时代演化的根本的理论视野。赵教授指出，马克思在很多经典文本都谈到了世界历史理论，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世界历史形成的条件、过程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机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不是黑格尔和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化日益形成的，所以生产力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化是前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结果，并且其具有整体性、过程性、优势互补性三大特点，另外，世界历史使得个人从民族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除此之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学界被公认为最早的全球化理论，它科学地揭示了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但也正因如此，所以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不过就是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所以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理论即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晚年之所以研究东方社会，是因为当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运动猛烈冲击东方传统社会时导致了其本身内在矛盾凸显，马、恩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和具体道路相统一的角度考察了东方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从而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所以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质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优势互补与跨越式发展，需要注意，对马、恩提出的普遍规律不能做形而上学的理解，特别是不能将其错误地等同于具体的发展道路。列宁科学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民族社会发展特殊道路的关系，列宁不仅从理论上正确揭示了这种关系，而且在实践中将其具体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的选择路径，所以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与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学界对此的很多争论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质和核心。

第二个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演进。赵教授表示这两者密切相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回应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问题中逐步演进的。赵教授表示，在世界现代化已经发生多元路径的背景之下，中国现代化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独特的问题，而把握这些问题正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和逻辑过程的关键。赵教授列出了六个层面，表示这六个层面是中国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的具体展开。

第一，在进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承担了中国社会十分迫切的思想启蒙任务，解决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赵教授指出，启蒙不仅是现代化的前提，而且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启蒙的彻底与否事关现代化的成败，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并不彻底，是中国现代化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提供了方向。那么，什么是启蒙？赵教授指出，西方的启蒙观并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原因，马克思的启蒙观，一是将科学主义强调规律性的主张扩展到社会历史领域并作为基础对科学主义的启蒙传统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二是将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自由平等提升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并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有机结合，实现了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启蒙传统的超越，这两个“超越”都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总之从世界化历史进程来看，启蒙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启蒙的实质在于人的现代化的开启。实际上在客观的现代化过程中，启蒙是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展开的过程，从社会来看，传统的思维方式已经外化于社会结构；从个人来看，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启蒙而获得现代思想，所以，启蒙是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始终的。但近代中国社会并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对于认为启蒙将传统和现代对立的误解，赵教授指出，从启蒙来看，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统一的。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甚至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思想启蒙实际上都显示了启蒙鲜明的不彻底性，从现代化的视野审视，中国思想启蒙不彻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包括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当时把握了启蒙话语权。所以，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资源，寻找新的航线，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确立了自己在思想启蒙中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中国启蒙开辟了新的航线。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中国现代化从外源到内生的范式转换。赵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化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浪潮而开始的，本质上是一种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没有自主性，实际上是西方一元现代化在世界的扩展导致的结果，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而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中国现代化从外源到内生的范式转换，这个转换是通过革命实现的。中国现代化有其独特国际和国内背景，从而也有自己的独特问题和内容，其中，革命和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学界很多学者认为革命和现代化是前提和内容的关系，但赵教授指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可以说革命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近代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范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范式的延伸，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手里，大大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现代化的成功需要国家力量的组织和推进，毛泽东对国家自主权和内因外因的深刻认识，使得毛泽东将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民族自己身上。第三，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根本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人们反思多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为我们走出西方单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创了新的道路，其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解答也为各民族提供了方法论指南。赵教授强调了关于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问题，世界现代化研究中的很多争论存在着双重误区，一是仅仅把多元现代性问题当作本体论问题来看待，将多元现代性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一和多的关系，以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东西方的现代性；二是在方法论上混淆了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关系，将二者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所以走出误区首先要区分多元现代性问题本体论层面的一和多的关系问题，从本体论层面去探讨多元现代性问题会推出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结果、陷入悖论，赵教授认为，解决此问题首先应当从实践角度去考察，跳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和过程的角度去理解它，其次是要区分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关系，如果把马克思所讲的规律和道路等同就会得出一元现代性的结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概念，是中国的特殊道路问题。第四，在世纪之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和动力问题。“三个代表”理论的产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即两极分化和腐败等问题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三个代表”思想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自身：要保证党的先进性，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三个代表”思想一方面解决了中国现代化主体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激活了现代化的动力。第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之下，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理论主要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历史和价值的张力问题。现代化本身是历史趋势和价值选择的有机统一的过程，所以现代化建设要始终注意处理历史和价值的关系，也只有保持二者合理张力的过程中前进才能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以人为本”实际上对现代化二律背反的超越，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发展理论上的自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范式的构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中国化，其中所讲的“科学”不止是传统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而是内在地融入着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的科学。第六，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中国梦”的战略构想，将理想和现实有机统一起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是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目标与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现实有机统一起来，把现代化扎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赵教授指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原创性贡献的研究是方兴未艾的课题。

第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赵教授在此提出了三个我们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创性贡献问题，赵教授对于“原创性”这一概念进行了甄别，他指出目前学界对“原创性”概念并没有权威的一致的界定，赵教授认为，原创性不可能是“照着讲”，真正的原创性成果只有”接着讲”和“对着讲”才有可能产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毫无疑问属于后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中国逐渐走向世界历史并在其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发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声音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

在互动交流环节，赵士发教授就参会人员提出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解答。讲座最后，邢媛教授代表我所再次对赵士发教授表示欢迎和感谢。邢媛教授在对此次讲座进行总结中表示，赵士发教授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精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逻辑”这样一个具有学理性和思想史、中国社会发展史相结合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触及点非常广泛，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法论的启示，最后留的三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可以很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乃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重大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向。此次报告圆满结束。

                                              (马援、李岩松)